筹得善款却不用于治疗，互联网大病众筹欺骗了谁

“挽救这个家！病魔无情，人间有爱，恳求大家援助食道癌的父亲”“爱心接力！救救家中顶梁柱、老人孩子的支柱！”“传递爱心！他还没有来得及长大，请帮帮这个孩子！”……

看到这些揪心的标题也许你并不陌生，你的朋友圈里可能也曾出现过因疾病在公益筹款平台上求助的信息。

当你点进筹资人页面，里面的病情介绍总让你动容。也许你会不吝捐赠，并暗暗为这种新的行善渠道点赞。但实际上，这种“慈善之举”也带来了新的法律问题。

前段时间，德云社相声演员吴鹤臣因病住院治疗，其妻子在大病筹款平台“水滴筹”发起百万筹款，引发众多网友关注和讨论，也有不少人发出质疑。

无独有偶，日前，莫某在“水滴筹”发布消息，称为儿子筹钱治病，“水滴筹”却认为他消极治疗、挪用善款，甚至存在诈捐，将莫某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筹款15万，却用10万元来还债？

2018年4月15日，莫某在“水滴筹”发起个人大病筹款项目，为其子治疗疾病筹集医疗费用。截止筹款结束时，该项目共筹得款项153136元整，莫某随即申请提现，“水滴筹”审核申请材料后向其银行账户支付了筹得的全部费用。

然而三个多月后，莫某之子因病去世。同时，“水滴筹”收到莫某前妻的举报信息，称“孩子是被他爸爸、爷爷、奶奶慢慢饿死的，最后拉肚子走掉的，他们在平台筹了钱就想放弃他。”

“水滴筹”经过了解取证查明情况后要求莫先生退还筹款，莫先生同意退还后迟迟推脱，至今仍未退还，于是“水滴筹”提起诉讼要求退还全部筹款及利息。

然而这让莫某不能接受。

他在法庭上答辩说，他一直积极为孩子治疗。虽然获得平台的帮助，在医生明确孩子无法治愈的情况下，有权选择了保守治疗方案。

他同时承认，在其子开始治疗时，曾向孩子姑父借款10万元用于治疗，所以后来使用筹集款项中的10万元偿还了债务。而剩下的3万多元给孩子治疗，现在手头只剩下1万余元还在自己手里。

此外，在申请“水滴筹”时工作人员未明确让莫某提供财产情况用于审核。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有所疑问：大病众筹所得的钱款，是否可以用于还清因病欠下的债务呢？

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金锦萍认为，偿还因病欠下的债务，是对于因病致贫情况的扶贫，本案中，从筹款人在平台上发出的文案来看实际上属于一个个人的大病求助，一般不宜做扶贫的扩张解释。

其实，互联网大病众筹作为一个新兴事物，给司法工作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

比如互联网大病众筹的定性；众筹平台和求助人的权利义务如何，如果涉及个人诈捐，平台责任如何承担，如何建设行业规范，加强行业监管等等。

7月25日下午，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召开互联网大病众筹法律问题研讨会，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法律如何定性互联网大病众筹？

中国青年报社会部副主任王亦君从媒体人的角度认为，互联网大病众筹实际上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赠与行为，她提出，“众筹”这一新兴概念在法律法规中均缺少解释。

京师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凌霄则从法律的角度，明确了互联网大病众筹与公益慈善的区别。“因为大病众筹并非公益慈善，实际上是一种个人求助，在法律上缺少相关规定。”他说。

金锦萍从立法初衷补充了个人求助的意义，他表示，在公益慈善之外，以个人影响力对社会请求帮助，由此可以对公益慈善进行补充。但随着互联网大病救助的出现，这种法律允许的小范围的个人行为，变成了有组织的业务行为，影响范围也随之扩大甚至演变为商业模式，这实际上于立法初衷有所违背。

互联网大病众筹平台的权利义务为何？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成表示，在合同法范围内对这一新现象并没有足够丰富的裁判资源，因而可能需要回归到民法的基本原则：诚信及公序良俗，并注重合双方约定的内容及解释。

“在平台义务的问题上，症结点主要在于平台对求助人情况的审查义务。”王成说。

首先，平台需要审查哪些内容？是仅限于病情相关，还是还应涵盖财产情况？其次，平台需要审查到何种程度才算审清？当前平台对于求助人信息的审查主要是形式审查，是否要进入实质审查？这些问题都需要更加明确的回答。

谁来监管互联网大病众筹平台？

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慈善组织处调研员李莉介绍了一组数据，“‘水滴筹’到2019年6月产生的是6.5亿人次的赠与，赠与款项是200亿元，这个金额还是挺大的。2019年以来，‘水滴筹’平台主动发现，通过伪造材料骗取筹款的案例一共有五起。协助新疆、福建、辽宁等公安机关，截至6月底，各地公安机关已抓获嫌疑人五人。”

李莉分享了她的观察，她认为，对互联网大病求助平台必然是多管齐下的，因为这一业务本身涉及互联网、医疗、保险、资金善款以及可能的诈捐等刑事问题，所以如民政部、网信办、卫健委、医保局、银保监、公安等部门都需要发挥其职能。

李莉强调，“而在当前的情况下，从行业本身出发的行业自律公约已经成为维护行业内各方行为的方式之一。”

（图片来源于网络）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