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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八路军三大主力师长之一,解放战争为何不见踪影

发布时间:2022-05-13 发布人:华健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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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的经历,在八路军三大主力师师长中,算是比较奇特的。

1937年的三位师长,115师师长101、120师师长贺龙、129师师长刘伯承,101和刘伯承后来的经历大家都熟悉,不再多叙。甚至几个师的政委、副师长,都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坐镇一方、大放异彩。唯独贺龙,似乎在抗战中就半隐身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一、贺龙突然隐身

先看看其他三大主力师的主要领导。

115师政委聂荣臻,在115师工作了两个半月,就独当一面,担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政委,此后一直在此主持军政大计,直到解放战争中仍是独当一面,华北军区组建壮大的华北野战部队实力强大,虽不是与一、二、三、四几大野战军并称的野战军,但实力亦非常强劲,实际上比一野实力都强,一野后期解放大西北,一半功劳是华北部队的。

115师后任政委罗荣桓,在林彪受伤、聂荣臻离开部队之际,与陈光率115师主力开赴山东,经营发展山东,缔造了抗战中面积最大、实力最强的根据地,兵力增加至以数十万计,解放战争之初为东野、山野(华野的前身之一,山东野战军)贡献了基干兵力,后来东野令国军闻风丧胆的几支主力纵队,基础兵力都是罗荣桓在山东时组建的。

129师首任政委张浩不幸过早病故,后任政委邓小平,邓公就不用说了。

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实际上也是作为方面军司令使用的。抗战中他先到冀南独力开创平原游击根据地,后又率队入山东,担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受命指挥山东阖省之中共军队。解放战争中虽只是华北军区副司令,却是独力担当解放山西之重任,以六万弱兵打得阎锡山十五、六万人毫无招架之功,无论在庙堂还是坊间之视野看来,都是华北系统妥妥的军事主心骨。

以上几位都是独当一面的人物。

唯有120师师长贺龙,军事上起点如此之高,后来为何少闻其名了呢?

细观贺龙在抗战、解放战争中的经历,其进退显隐,其实都与晋绥根据地(后来成了解放区)有关。诸公宁耐些精神,仔细看看贺帅与晋西北的关系是如何发展,以及如何对他的个人发展产生影响的。

120师本来的发展路径,和115师、129师并无二致,中央起初交给他们的任务都是站稳河东,但因阎锡山在山西有一定实力,为免摩擦,诸师占据的地方都是山西的边边角角,贺龙120师经营的主要地盘就是晋西北、绥远一带。

后来放手大干,三大主力师皆继续向东发展,深入河北、山东敌后,115师直接杀到山东,129师在晋冀鲁豫一带,贺龙则率部直插冀中,与日军苦战。

有人说,贺龙突然脱离一线战斗是因为在冀中齐会作战时被日军瓦斯弹所伤。此说甚不严谨。贺龙在作战中虽然遭遇日军投放的毒瓦斯弹,但只是轻微受伤,贺龙并未离开前线,真正迫使他离开冀中,是因为阎锡山搞摩擦,连续发兵进攻八路军的根据地。

1939年12月,阎锡山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公然发兵进攻我晋西南、晋西北根据地。加上贺龙120师尚未像129师一样在河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进站不住脚,大本营也受到威胁,不得不回师援救晋西北。

谁知这一去,竟然再也没回来。

反击蒋阎摩擦后,中央不得不为自己的后方忧心起来。

本来国共联合抗战,八路军为国事大局考虑,可以给阎军打配合甚至挡子弹,那是因为觉得后方有保障。现在蒋、阎居然进攻八路军的根据地,包括胡宗南也一直虎视眈眈企图趁机围攻延安,既要抗日还要顾及后路,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与此同时,日军趁国民党军搞摩擦,也对晋西北根据地加紧进攻。调来一个二十六师团,以及三个独立混成旅团、大批伪军部队,企图一鼓歼灭晋西北八路军。

中央无奈决定,暂时将120师主力留在晋西北,放弃进图冀中的战略任务。贺龙担任新成立的晋西北军区司令员,把主要精力放在保卫晋西北的安全上。

隐身的贺龙:身为八路军三大主力师长之一,解放战争为何不见踪影

 

贺龙的军事生涯到此发生了急剧转变,从抗日前线撤了回来,此后再也没有回到一线指挥员的位置上。

但其中依然有令人不解的地方。

与贺龙同时从前线回到后方的,还有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徐向前当时回延安准备参加一次中央的大会,因为意外受伤留在延安,此后同样长时间缺席抗战,直到解放战争全面开打之后才回到一线指挥员位置上。

那么贺老总为什么没有像徐向前一样,重回作战指挥上呢?

二、晋绥区离不开贺老总

此事说来,与晋西北、晋绥边区的重要位置有关系。

晋西北,包括后来连成一片的晋绥边区,是一块后人不怎么注意,却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一块战略级根据地。

隐身的贺龙:身为八路军三大主力师长之一,解放战争为何不见踪影

 

晋绥边区在山西、陕西、绥远的交界处一带,绥远省现在已经撤销,区域在今内蒙古中部靠南。

这块地界处在黄河、大青山与太行山北端的夹角之中,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人口稀少,物产不丰富。当时有过一些数据对比,晋绥边区同等面积的农业收入,只相对于富庶的冀南根据地的一半。

然而就是这么一块看起来毫无经营价值的地方,中央却十分重视,不惜把主力师拉回来,让贺龙坐镇于此。

既然这么做,肯定有长远且重要的打算。

从军事上看,晋绥边区是陕甘宁边区的东大门。晋绥与陕北只有一河之隔,这是防范日军过河西犯的重要屏障。

从经济上看,晋绥边区虽然地瘠民贫,但它也有优势,北面是傅作义,东南是阎锡山,再往东则是沦陷区,三不管。三不管地带历来都是我军发展根据地的优选之地。既是不得不守之地,而且还是守之有利的“潜力股”。

但要守好并经营好这片地方,却不是常人能办到的。

日寇和阎老西都想把八路军赶走自己占有之,不过日寇与阎也各有各的小算盘。日寇在1939、1940年之交,重心是往南打,华北留的兵力并不多,只能对晋绥边区进行集中的短促扫荡,而无法长期驻兵、长期进攻,所以,不打则已,一打就想制八路军于死命。一旦打不着,就只能撤走,择机再来。

阎锡山一直把山西省视为禁脔,不容任何人染指。日军侵入山西后他守不住,他可以拱手让出,借口也是冠冕堂皇,连中央军都挡不住,我山西部队自然也打不过。

全面抗战八年阎军只打了几仗发现打不过日军,也就不再汲汲于恢复失地,阎老西窝在晋西南一角苦撑待变。然而一俟八路军在晋西北、晋南建立根据地,阎老西又上了劲,一副宁与日寇、不与共党的奴才相,不惜武力相逼把八路军赶走。

面对这两股势力交相侵逼,守好晋绥着实不易。只派一个旅的正规军肯定应付不了大股敌人,派级别低的将领也没有足够威望聚拢人心,综合各方因素衡量,八路军主力师长级别的人物是最合适人选。

那么不免有人会问,115师能把聂荣臻留在晋察冀当一把手,为什么120师不能把政委关向应留下来坐镇晋绥边区,而继续让贺龙率主力挺进冀中呢?

从资历上看确实有这样的可能性。但当时形势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一来,关向应数年苦战积劳成疾,当时身体很不好,1941年就到延安休养了,1946年病势转重不幸去世(从此事也可看出,长征和抗战对我军高级将领的身体造成的损耗相当大,120、129两大主力师的政委居然病累而死)。关向应的身体状况不足以独力支撑晋绥边区复杂的形势。

二来,晋绥边区与绥远接壤,中央还有另外一层考虑:拉拢傅作义。傅作义从晋系军阀中脱身,独守绥远一省,与日寇苦战经年,又受阎锡山不断排挤,迭受挫折而锐志不退,是一个有骨气、有民族气节的人物。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中央其实一直密切关注着傅作义,希望将其拉到革命一方。

傅作义多年生存于夹缝之中,戒备心警惕性很强。他治理绥远、编练军队,很多思想与中共有共通之处,但自守自立的旧军阀意识还存在着,要做他的工作很难,拉近了不行,推远了也不行,很多事情要处理得很微妙。

贺龙的革命资历极其深厚,而且担任过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论其资历、地位都比关向应只高不低,由他坐镇晋绥,军事、政治、外联,各方面都没话说。

所以,自从1940年左右回师晋绥,这块关键之地,就再也离不开贺龙。

三、陕甘宁的“萧何”

贺龙深知中央的良苦用心,也准确理解了中央的意图。

到晋绥之后,一方面把晋绥边区守得如金城汤池一般,日寇几次想突破黄河直接击破陕甘宁边区,但慑于贺龙在晋绥的主力,日寇未得其便,一直未能真正威胁到陕甘宁。

另一方面,贺龙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经营根据地、为陕甘宁提供后勤支持上。

陕甘宁边区一直处在胡宗南数十万部队的包围之中,几乎无法从其他抗日根据地获取经济支持。蒋介石为了达到饿死陕甘宁、迫使中共不战而亡的目的,不断向陕西、甘肃、宁夏等省加派战费,宁夏还好,马鸿逵阳奉阴违各种抵制,陕、甘两省则被剥削的无以复加,无法维持基本生存。陕甘宁边区的日子有多难过可想而知。

延安经济上的困难尤其严重。中共的党政军机关、部队人数本就多达数万,还有从各地慕名而来的革命青年,这些人都是脱产状态,近十万张嘴等着吃饭,以陕甘宁贫瘠的物产,很难支撑。

与抗战时期相比,1945年后陕甘宁的困难更加突出。外敌之患一除,蒋介石对陕甘宁的围堵和进攻更加残酷了。

进攻陕北及其相邻等地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仿佛是进入别国一样,大肆烧杀抢掠,给当地人民群众带来前所未有的伤害。

根据陕甘宁解放区政府对15个县4300个村30多万人口的调查,“胡祸”(即胡宗南部队之祸)带来的损耗特别惨重:平均每人失去粮食39斤,牛损耗17%,驴损耗30%,骡损耗32%,羊损耗24%,农具平均每10人损耗合一件。

陕甘宁解放区大约有30万劳力,由于国民党发动战争(包括参军和被敌人拉走的)而脱离土地生产的约5万人,减少1/6。

如此严重的天灾和“胡祸”,严重破坏了陕北解放区的经济发展。具体情况如下:1947年与1946年比较,耕地面积由1513.9方亩减少到1150万亩,占比减少24.1%;粮食产量也由5.49亿斤减少为2.7亿斤,占比减少一半;棉花产量由200余万斤下降为50到60万斤,占比减少70%,农村主要副业、家庭纺织业约减少70%以上,公营企业及城镇商业亦大半停顿;物价平均上涨34倍,粮价上涨80倍以上。

根据陕北解放区各阶层收入变化的情况的相关调查材料,1947年受灾后,各阶层的收入普遍降低一半左右。降低后的收入,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需要,有些地区甚至维持最低生活需要都困难。

怎么办?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毗邻着的晋绥边区。

1947年7月下旬,毛泽东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指出:“陕北在军事上、财政上以依靠晋绥为主,战争使陕北我党领导的地方和人口缩小,今后更是如此。现在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身份来统一指挥后方,实行精简节约,开展地方工作”。

贺龙在国民党军全面进攻、晋绥军区丢失了全部县城的情况下,依然组织起广大农村地区进行大生产,节约粮食,勒紧裤腰带,不断向陕甘宁输送大批粮食弹药。

1947年,晋绥边区遭遇特大旱灾、洪灾、雹灾,群众生活十分困难。贺龙绞尽脑汁,从晋中、晋西南甚至河北和河南购买调运粮食,在全境设立兵站,仅一次就动员30万群众、4万牲口背(驮)运,采用接力运送的办法,基本解决了西北野战军和各党政机关的粮食供应。

1947年3月胡宗南率部打到延安,陕甘宁边区的行政组织一度陷入混乱,原有的物资征购体系几乎无法提供战争所需之物。

贺龙领导的晋绥解放区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了。

当时西北野战军作战所用弹药,一靠从国民党军那里缴获,二靠晋绥边区供给。

胡宗南一度很是疑惑不解,彭德怀连续作战,几乎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为何手中枪炮弹药一直打不完呢?

这个疑团,其实谜底就是贺龙。

贺龙是个极有远见的人。他不光下大力气生产粮食,同步还把兵工系统建了起来。

从1945年末以来,贺龙利用山西雄厚的工业基础,相继建成14座兵工厂,年产炮弹4000余发,迫击炮弹7.5万发,手榴弹100万枚,炸药10万公斤,子弹15万发。这些弹药,大部分运过黄河支援给了西北野战军。除了粮食、弹药,晋绥边区还承担了西北野战军的大部分军服、军鞋供给。1947年,晋绥边区为其提供棉军装6.5万套,棉鞋16万双,保证了全野战军指战员每人1套棉衣、2双棉鞋。1948年,晋绥边区为西北野战军提供军裤13.54万条,军鞋87万双,棉被13.6万床。

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王政柱后来回忆说:西北野战军所调运的粮食,主要是晋绥边区人民群众从千里之外运到陕北来的。

正是由于贺龙对陕甘宁的强大后勤支持,他一度被誉为陕甘宁的“萧何”。

胡宗南只知道在陕北的土沟沟里追击毛泽东,却犯了舍本逐末的错。从大局上看,中共中央机关固然是本、是要害、是关键,但在追击方式上,重点不在山沟追击,而在切断中共中央机关的粮道和后路。

包括对付西北野战军,也是同样的道理。

胡宗南如果集中力量进攻晋绥解放区,那么西北野战军将不得不回师东救根本之地,那么战争局面又是另外一种情形了。

四、贺龙支持彭总

也许有人说,胡宗南如果去打晋绥,彭总正好可以率师奔袭胡宗南之后。

话说的容易,岂不知,贺龙当时手头已经没有部队了。

部队都哪去了?

全都编入西北野战军了。

1947年3月成立西北野战部队时,彭总临危主动请缨,负责指挥西北野战部队,辖下部队,其实九成以上都是从晋绥区编练的军队。

那么晋绥区的部队,由贺龙来指挥岂不是更合其宜?中央正是考虑到晋绥区在后勤补给上的重要意义,才没有轻易把贺龙调回来。

隐身的贺龙:身为八路军三大主力师长之一,解放战争为何不见踪影

 

当时西野的三个纵队,分别是三五八旅、独一旅组成第一纵队,张宗逊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委;三五九旅、独四旅组成第二纵队,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彭绍辉任副司令员,罗贵波任副政委;独二旅、独三旅、独五旅组成第三纵队,许光达任司令员,孙志远任政委,贺炳炎任副司令员。

这些部队,包括在陕北的其他警备部队,大都是贺龙直接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可以说贺老总是这支队伍的代表和旗帜,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他与这支部队有深厚感情。

这些部队几乎整建制转入西北野战军序列,而且换了指挥员,部队难免有些思想上的波动。

彭总又是个性如烈火的人,有时遇到困难会毫无遮拦的训斥各纵队首长。

1947年8月,西北野战军攻打榆林。由于误会廖汉生与彭德怀发生了不愉快。彭在电话中责骂廖:“一纵是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贺龙的脸都让你们丢光了!”二人争执起来。10月间,在清涧战役期间,贺炳炎竟在电话中顶撞彭总。

对此贺龙十分不安,亲自赶赴前线,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他严厉批评了两爱将。会议结束后又特意把他俩留下开会并再次严厉批评说:“跟彭总顶牛,要检讨。彭总说了就是命令,必须坚决执行,不管有什么理由、多大困难,都必须坚决执行,没有价钱可讲!”

其实彭总骂人也只是炮筒子脾气,骂完就算。这二位大将也都是直性人,都是一时话赶话,说到了那个份上,内心并没有什么成见。

贺龙过来又是批又是做思想工作,他们两人很快就转变过来,主动找彭总,态度诚恳地作了检讨。彭总也做了自我批评,表示在指挥方法上要改进。此后他们间再未发生冲突,一直合作密切。在彭德怀指挥下,一纵成为西北野战军能打硬仗的主力,屡立战功。

贺龙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大局,他心甘情愿当配角,协助彭德怀打仗。他语重心长地教育各纵队领导:“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哪个人的,要听党的调动。我带过的部队,别人也能指挥。如果别人不能指挥,那就说明我贺龙党性不强!”

纵观抗战至解放战争期间,贺龙虽然在军事上“隐身”了,但他为西北战场贡献了十几万人的武装,为党中央、陕甘宁边区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战略基地,他的历史功勋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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