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6月中旬,趁“中原大战”爆发之际,党组织马上派出彭老总,令他带着红三军团进攻长沙、衡阳等城市。很快,众多战略目标被拿下了。
遭受打击后,长沙守将、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迅速从边境撤兵,随之组织了力量,进行了相当迅猛的反扑。因实力过于悬殊,红军最终被迫在8月6日撤出长沙,攻占长沙的作战计划就此发生改变。
对于撤离的部队来说,这是一次值得深思的挫折,但对那些留在湖南地区的中国共产党干部、红军家属等而言,则是灾难的开始,何键不仅将红军排挤出湖南,还加大力度打击革命力量。
正是在这一背景和反革命风暴的影响下,共产党员杨开慧不幸遇害。一个多月后,毛主席才从报纸上得知此噩耗,痛苦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而关于杨开慧的牺牲,向来有众多版本的传言、说法,到姚楚忠在1970年初,坦白自己就是杀害杨开慧的凶手前,最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砍头”说,连主席也这么认为过。
不得不说,正是因为姚楚忠的坦白,时隔40年后,主席才得知爱妻杨开慧真正的牺牲原因。那么,杨开慧到底是怎么去世的,为什么连主席也不知道真相?
何键成功将红军排挤出湖南地区后,为了抓到杨开慧,和反动政府开出1000银元(陈存仁的《银元时代生活史》认为1银元相当于今600元人民币)的悬赏令,在湖南地区内展开逮捕行动。
杨开慧曾成功躲过两次抓捕,但在1930年10月下旬回板仓村(今属长沙县开慧镇)看望毛岸英和母亲向振熙等人时,恰巧被等待已久的密探余连珊发现,厄运随之到来。
余连珊一看到杨开慧就大喜过望,一溜烟跑到长沙县福临铺的保安团汇报所见所闻。
担心杨开慧再次跑掉,同时又为了获得1000银元的奖励,福临乡乡长范瑾熙携同余连珊等迅速出动,拉开针对杨开慧的抓捕网。
范瑾熙亲自带队,领着60多名反动派分子秘密包围了杨开慧的住所,此后不由分说地将杨开慧、毛岸英和保姆陈玉英等人抓捕,并押到了长沙司禁湾陆军监狱署,随后就把他们囚禁了起来。
被关了几天,监狱方面终于找到杨开慧谈话。对反动政府而言,杨开慧主要有这几个可利用的点:第一、她可能有毛主席的线索,只要让她坦白,便能立下莫大“功绩”;第二、她是中国共产党人,一旦她透露地方党组织机构,也能给在湖南地区的党组织造成致命打击。
不过让他们都没有想到的是,杨开慧革命意志坚定,只字不吐,根本就没有透露出任何有用的情报。
软硬兼施可谓是反动政府的一贯伎俩,而在此之前,为了达到目的,他们无所不用其极,扎竹签、抽皮鞭、踩杠子等毒刑都对杨开慧一一用上了。尽管如此,他们也未曾取到相应的效果,倒是让杨开慧反抗的意志力更加坚定了。
杨开慧、毛岸英等人被关后,向振熙老人和杨家开始动用杨昌济生前的人脉关系,请章士钊、蔡元培等社会名流出来说话,给何键及反动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尽快放人。
章士钊和蔡元培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给老蒋递交联名信,让老蒋给何键下达放人的命令。老蒋很重视他们的请求,马上给何键发电报,要求先缓刑。
虽然杨昌济已去世几年,不过影响力还在,加之受到章士钊和蔡元培的影响,湖南的教育界、文化界纷纷动员起来,高呼不要再对杨开慧用刑。
一来有老蒋的直接指示,二来又有强大的舆论压力,何键不敢再轻举妄动,倒是想到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让杨开慧活着离开监狱。
何键在方案中的要求就是让杨开慧公开声明:一、脱离和我党的关系;二、解除与毛主席的婚姻关系。
对此,杨开慧既未妥协,也没有抓住活命的机会,而是铿锵有力地答道:“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眼看着软硬兼施都没有效果,杨开慧的态度如此强硬,以及社会各界的舆论压力这般强烈,何键开始恼羞成怒,想到了一个除掉杨开慧的办法。
首先,何键用钱雇佣了一批地痞流氓,让他们进行所谓的示威游行,以反对来自湖南各界的舆论;其次,在舆论的声浪下,何键故作惺态,以“非要除掉杨开慧不可,否则不足以平民愤”为由,向老蒋发电报,请求杀死杨开慧。
对于何键的这一卑劣做法,似乎杨开慧早已有心理准备,所以与六舅妈严嘉女士见面时,她特意叮嘱她下次探望时,要给自己预备好一套新衣服、一面小镜子和一些化妆品。
不久,依照杨开慧的要求,六舅妈带着这些物品来到了监狱。言谈之间,六舅妈忍不住哭泣,而杨开慧倒是非常淡定,一边平静地安抚着舅妈,另一边强调:为革命而死,虽死犹荣。
1930年11月14日,即杨开慧公历生日(11月6日)过后的第八天,遵照反动政府的指令,一群反动分子将她带到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处死。一个月后,毛主席才从报纸上得知此噩耗。
尽管已经知道杨开慧牺牲,但她到底是如何去世的?向来有多种说法。据《毛泽东与巾帼英豪》描述:1957年2月,长沙第十中学语文教师、杨开慧曾经的同学李淑一给毛主席写信,用《菩萨蛮》纪念于1932年9月含冤去世的丈夫。 主席对柳直荀的遭遇表示惋惜和不幸,马上给李淑一回复了相关的问候和附上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最初叫做《游仙》)。
在《蝶恋花》中,主席深情地写道:“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巧妙地用“杨”和“柳”指代“杨开慧”与柳直荀,表达了与李淑一同样的悲伤之情。
诗句公布之初,许多人对“我失骄杨君失柳”中的“骄”感到迷惑不已,认为杨开慧作为“女娇娥”,用“娇”来描述她更好。
对此,连章士钊也表示不解,亲自询问主席的看法。主席则非常淡定地回答:“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颅),焉得不骄!”由此可看出,主席得知的真相就是杨开慧为了革命抛头颅、洒热血。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有人认为主席早已了解真相,只是将杨开慧和其他革命将士的牺牲描述为“丧其元”而已。但这一说法并不可靠,主席非常敬重已牺牲的革命烈士,很慎重用词,仅此处用到“丧其元”。
所以综合这些来看,毛主席所得到的真相就是当时流行的“砍头”说 。而随着一个人的出现,之前的种种说法被推翻,杨开慧的死因也最终被揭开。
长久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只知道杨开慧之死与大军阀、反动派分子之一的何键有关联,但是谁亲手杀死杨开慧的?众说纷纭,没有一个定论。
新中国成立后,何键就跑到了台湾,1956年4月25日死在台北,这让当年的案件变得越来越复杂。
直到1970年初,姚楚忠因被改造成功而主动投案,道出了杀害杨开慧的真相和内幕,各种猜测才由此结束。更重要的是,毛主席终于知道了爱妻去世的原因。
国民党败逃之时,姚楚忠不是不想走,而是级别太低,最终被抛弃。初期,为了躲避人民政府的责罚和人民群众的举报,他只能隐姓埋名,低调行事。
可天网恢恢,每当听到有土豪劣绅、反革命分子和特务被抓的时候,姚楚忠都精神紧绷,生怕下一个被抓的人就是自己。
由于杀死杨开慧的细节过于隐秘,主要的知情人员要么被处决、要么已经逃亡,所以姚楚忠就这样惶恐而平安地度过了20多年。
不过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经群众举报,曾做过反动政府爪牙的姚楚忠最终被逮捕,此后被转送到湖南岳阳华容县新修建好的农场里接受劳动改造。
期间,经过有效的教育,姚楚忠开始反思自己以往的过错,主动将当年杀害杨开慧的事情说了出来。原来,他不仅是杀死杨开慧的主凶之一,还是开最后一枪的那个人,事情还得从1930年11月说起。
因案情和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力巨大,相关领导不敢怠慢,一边组建专案组,一边将情况汇报给上级。姚楚忠不仅说出了参与案件的“同事”,还道出了一些可以佐证他所说的亲戚与朋友。
经专案组的一一查证,姚楚忠所言非虚,他的确是当年杀死杨开慧的凶手之一。
1930年11月14日早晨,特务四连的执行官晏国务刚吃完早餐,就急匆匆跑到四连二排的驻地吹起集合的哨子。此前,他刚接到紧急命令:执行杀死杨开慧的任务,必须加强安保,不容有闪失。
最初的时候,何键本打算将杨开慧斩首示众,不过到动手的当天,他却改变了主意,让手下的爪牙们枪决她,并“曝尸三日”。
正是有了“曝尸三日”和各大报纸的报道,毛主席才得知杨开慧已经牺牲。不过至于凶手是谁,一来没有专门的部门去调查,二来反动政府的爪牙们身份未得到曝光,所以毛主席也不知道杨开慧遇害的细节。
姚楚忠交代,晏国务召集二排的特务后,让自己和罗国林、黄正榜等人前去将杨开慧押出监狱,晏国务则同其他人前往清乡司令部的“法堂”,等待杨开慧和众人的到来。
这个反动政府的“法堂”延续了封建社会的特点,执法处处长李琼坐在大堂的正中央,其前方摆放有一张大桌子,桌上又摆放有一张纸、一支毛笔和令箭,和旧时期的县太爷没有多大差别。
大堂的两侧整齐地站立着反动政府的爪牙,只是他们都穿着新式的服装和扛着枪支,与封建社会的衙役又有一些不同。
很快,姚楚忠就将杨开慧带到李琼的面前,接受所谓的“审判”。杨开慧毫不畏惧反动分子们摆出来的阵势,坦然自若地站立在众人面前,以不屈不挠之姿藐视他们。
李琼先宣读桌子前的讲稿,然后最后一次询问杨开慧是否愿意脱离我党,以及解除与毛主席的夫妻关系,表示只要这么做,便可换得生的机会。杨开慧不卑不亢,怒视群狼,坚决地拥护我党、维护与主席的夫妻关系,并放弃最后一次生的机会。
见杨开慧还是如此“冥顽不灵”,李琼直接作出判决,让罗国林、姚楚忠等人将她带到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处决。
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反动分子还不忘对外张扬,先用一辆黄包车拉着杨开慧游街,然后才将她带到杀害的地点枪决。
识字岭在旧社会时期臭名昭著,地理位置比较荒僻,平日人迹罕至,是反动政府的重要杀人刑场。将杨开慧带到这里后,晏国务负责指挥,下达杀害命令,帅保云担任刽子手,用枪支从背后射杀杨开慧。
帅保云杀人毫不眨眼,就算是对杨开慧这样的一位弱女子,也狠下心来放冷枪。只听见啪啪几声闷枪响,杨开慧就突然倒在地上,干净的衣服被敌人肮脏的子弹打出的鲜血和地上的泥土弄脏。
看到如此惨景,晏国务似乎早已习以为常,没有多看杨开慧几眼就转身离开。姚楚忠等负责押送的人员,则熟练地为她解开身上的绳子,然后跟着晏国务一起下山了。
何键是一个狡猾而稳重的人,听说杨开慧被枪决后,他还不放心,于是派人去刑场确认,以保证杨开慧真的死在他们肮脏的枪下。
果不其然,帅保云的那几枪并没有杀死杨开慧,她只是身受重伤,躺在地上,口中还有气息。为了求生,她曾试图爬出这个地方,但还是没能躲过一劫。
反动政府的爪牙再次发现杨开慧的时候,她的双手、脸上和衣服上都沾满了泥土。如果当时他们其中的某一个人产生怜悯之心,她可能有机会活下来,不过他们却只想让她死去。
得知杨开慧还有一口气息时,刚吃完饭的晏国务马上让姚楚忠出发,并将杀死杨开慧的任务交给了他。冷血的晏国务强调道:“你们今天上午打的那个女人还没死呢!再去补一枪。”
姚楚忠收到任务后,马上带着两个爪牙上山。当他们再次见到杨开慧的时候,她没有爬出多远,血腥味充斥着这一地带。而如此血腥、悲惨的一幕,未让他们三个人停下脚步。姚楚忠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对着她就补了一枪。
就这样,杨开慧的年龄永远定格在29岁。对于任何一条生命而言,这正是青春焕发的最佳年龄;对杨开慧而言,意义则更加重大了,她还有三个孩子需要照顾,而丧心病狂的何键、姚楚忠、罗国林、晏国务、帅保云等人并不关心这些。
事发之时,毛主席忙于革命,毛岸英尚未成年,杨开慧的其他直系亲属也不在长沙。所以六舅母严嘉和表嫂郑家娟帮她料理了后事,尽量让她走得体面一些。
两个人在识字岭的荒草堆中寻找了许久,才找到杨开慧的遗体。不知出于何因,何键并没有将她的尸首示众。
给杨开慧换好衣服后,严嘉和郑家娟便连夜将她带回板仓安葬,墓址选在杨开慧故居后的棉花坡上。隔了许久,毛主席才从报纸上获得消息,此后给杨开慧母亲向振熙老人寄去一封信和30元的丧葬费。
信件中,主席非常悲痛地表示“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并请求老人为她立一座墓碑,碑文曰:“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
1950年10月,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毛岸英回到老家为杨开慧扫墓。此时,毛岸英已经成长为一位风度翩翩的大人,虽一直漂泊他乡,但他对母亲杨开慧的情感一直都是有增无减,为母亲做了许多事情。
毛岸英还没有回到老家,提前得知消息的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给长沙县委县政府打了电话,让他们确认一下杨开慧墓地的情况。
长沙县委马上吩咐相关人员到板仓调查,尽管已经过去20年,但在当地百姓的悉心养护下,杨开慧的墓地完好无损。当时因特殊原因,杨开慧的墓碑上并没有“烈士”字样,细心的长沙县委向上级反馈:是否要修理墓地和墓碑?
湖南省委也没能拿定主意,所以特别请示毛主席,让他老人家做决定。毛主席不久就下发批示,同意修缮杨开慧的墓地,要求开支在80万元(旧币,相当于80元人民币)以内。
长沙县民政局联合其他部门给出具体的修缮方案,要求赶在毛岸英抵达板仓前完工。不过由于其他因素,共花费240万旧币才完成任务,超出的部分由县财政局承担。
毛岸英赶到板仓后,一边给母亲杨开慧扫墓,一边又帮助毛主席完成一些公务、家务事。不久后,他就匆忙跟着大队伍前往朝鲜作战。可天公不作美,此后他再也不能代表主席回老家看望了。
1962年11月,向振熙老人也离开人世,毛主席悲痛不已。因不能亲自参与料理后事,主席专门寄出500元费用,给向氏家族用于各项开支。此外,主席还特别提出“可与杨开慧同志——我亲爱的夫人同穴”的建议。
1969年,经过几年的修缮后,向振熙、杨开慧的合葬墓终于完工。上面不仅刻有杨开慧的碑文,还有毛主席亲笔写下的“杨老夫人与开慧烈士同穴”。墓碑的后面还有一个大石碑,上面刻有《蝶恋花·答李淑一》。
可以说,杨开慧之死是毛主席一生中最大的遗憾。遥想当年,主席还只是一个不出名的北漂青年,而杨开慧并不在乎他的身份,拎着一个大箱子就与他结合在一起。
所以两人的婚姻不仅前卫,还是后人口口相传的美谈。依照封建社会时期遗留下来的传统习俗,一个女人的出嫁至少需要经过三书六聘,然后再用大红花轿抬着进新郎的家,而主席和杨开慧都没有做这些事儿。
除了对革命始终忠诚外,杨开慧对主席的爱也海枯石烂。在和主席联系的时候,她一直注重保密工作,将交往的信件藏在墙缝里面。这一做法与经典红色话剧、电影《党的女儿》的剧情非常相似。
1982年3月10日,修建工人对板仓的杨开慧故居进行修缮时,意外地从破旧的墙体中找出了尘封50多年的手稿和情书,它们不仅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还承载着杨开慧对主席的爱。
只可惜,此时的主席已经去世六年,再也看不到上面的内容。
无论结局怎么样,毛主席和杨开慧之间的传奇经历都已成为历史,但他们特殊的爱情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埋没,人们将记得那个为了爱情,而简单嫁给对方的杨开慧,也会永远记住,为了革命默默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的毛主席。
还好在有生之年,主席知道了杨开慧的真正死因。
结语:
在杨开慧去世后的几十年里,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主席并不知道她牺牲的细节。在姚楚忠承认自己犯下滔天大罪前,普遍流行的说法就是杨开慧为了革命抛头颅、洒热血。
为了革命,毛家牺牲的人太多了。毛主席必须忍受失去爱妻、兄弟和子女的悲痛,伟人也有普通人的情感,也只有伟大的毛主席才能扛住这些压力。